禦前這場相爭，原因就是夏潯昨夜與永樂皇帝提及的對遼東的變制改革。

夏潯已經趕到北京，獻俘禮是宣揚國威的一件大事，而夏潯和朱棣就是這件大事的兩個主角，他既然到了，群臣就該商議舉行獻俘禮，同時著歸附各部頭領朝謁天子，以示我朝威加海內，恩夷撫遠之上朝威風。當然，期間少不得就封賞遼東將士一事也得公開宣告。

這本是一個皆大歡喜的局面，但是人員難得湊的這麽齊，夏潯便又當眾提起了遼東變革的事來。他是真有點只爭朝夕的意思，也是出於一種很樸素的民族感情，希望把遼東這個未來可以變成火藥桶、大明掘墓人的所在，徹底改造成大明的堅固邊墻。

夏潯第一件事提的依舊是升幕府專署為官衙，永樂隨行官員和北京行在的大臣們對此並沒有什麽意見，聽他講了講升格府衙的必要性，便大多表示了讚同。

即便是看著夏潯七個不順八個不服的丘福，對此也無法表示反對。夏潯治理遼東，不只有戰功，還有文治，這就是文治卓著的一種表現了。前天他們在皇上面前還大肆吹捧夏潯治理遼東如何出色，這時出言反對豈不是打自己的臉？

再者說，整個遼東，地域不小啊，這麽大的地方，一旦由幕府專署升級成官衙，將有大量的職位空缺，遼東沒有這麽多人才，朝廷也不允許這麽多官員就地選拔，那樣的話，勢必得從關內選任大批官員去充實這些有司衙門，誰沒有門生故舊、族親子侄？說不定自己就能得一兩個職位，安置自己的親友，反對這件事，無異是斷人前程。

何況，設立官府可以加強對遼東的控制，這些大臣們不管彼此政見如何，是否有私人恩怨，在這一個目標上還是統一的，他們也希望大明能加強對遼東的控制，減少來自北方的禍患，所以這件事幾乎獲得了一致通過。

可是一說到對歸附部落的安置，眾文武的意見就迥然不同了。

丘福首先提出了異議。

他認為讓歸附的胡人部落與漢民雜居相處，是一件很危險的事。在他看來，胡人風氣剽悍，好勇鬥狠，與漢人雜居，家長裏短的，難免要生出一些事端，而胡人習慣於族群聚居、互相扶助，一有事情就舉族出動向人討公道，那樣的話一人之事就會迅速變成一家之事，進而變成一族之事，造成極大動蕩。

夏潯卻認為，遼東由於工商業的發展，漢人和少數民族已經形成了一種密切合作關系，雙方也習慣了由司法署和司商署來協商解決爭端，故而司法權基本上已經由部落長那裏收歸到了專署衙門，雖然目前這只是在社會治安和經營貿易方面的管理，卻已是一個良好的過渡。

地方官府的建立，可以順利擴大司法權利，至少偶發事件，有遼東軍隊的存在，也足以保障對事態的控制，有問題是暫時的，利益卻是長遠的，如果不進行這種變革，歸附部族始終擁有極大的自主權力，現在朝廷是省了不少心思，可遺留給子孫的，卻是一些不知什麽時候就會爆發的大禍患。

遼東目前還有少數獨立掌握著司法權的部落，那都是沒有參予到遼東工商經營的、在偏遠山區過著自給自足生活的小部落。而這一點在中原也不例外，一些居住在僻遠山區或者與大城大阜交通不便利的鄉村的漢人，主導村鎮秩序的主要力量何嘗不是族宗長老們？這一點並不要緊。

此外，兩個人也就免除強制婚嫁、免除更漢名著漢服等歧視性強制政策，以及胡人做官的各項待遇方面相持不下，兩個人據理力爭，丘福所主張的，其實更利於眼下的安定和平穩，但是從以往歸附的部落多有發生叛離和爭端來看，夏潯的融合之策才是一勞永逸的法子。

行在參政陳壽泰然一笑，撚著胡須，搖頭晃腦地道：“皇上，臣以為，淇國公所言，才是老成謀國之見。外夷異類，終非我族，不可以國人待之。唐玄宗厚愛胡人，結果安史之亂，幾乎喪亡唐室；宋徽宗與金國締盟，結果遼國滅亡之日，金人兵鋒便指向中原。厚待夷狄，視如自己，不啻與虎謀皮呀！”

夏潯昨夜與嬌妻幾番雲雨，陰陽調和，如今是神清氣爽，聽他反駁，一點火氣都不生，氣定神閑地道：“陳大人此言差矣。唐初對外用兵，勝多敗少，奠定了大唐的霸氣威風，而這立下赫赫戰功的名將，其中不乏異族，所用兵馬，更有不少乃是胡兵。淩煙閣中二十四人，試數數胡人占了幾何？

唐之藩鎮政策，才是國之大患。朝廷疲弱之際，藩鎮將領遂起異心而已，其弊在於放權太重，其因在於人之貪欲，而非出於胡漢之爭。自古以來，哪個朝代沒有叛將逆臣？其中又有幾個是胡人？縱然是同族的大將，見朝廷勢弱，遂起野心者不知凡己。自三皇五帝到如今，你何必單單挑出一個安祿山來說事兒？”

陳壽的手僵在胡須上，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。

夏潯道：“現在的政策，輕松、簡單，無需多費心神，於長遠看，卻是朝廷心腹之患。縱然一時有些難處，我們這一世人不去做，將來留給後人的就是不可收拾的一個爛攤子，諸位大人讀聖人書，但講‘為天地立心、為生民立命、為往聖繼絕學、為萬世開太平’，這種變革就是關乎我大明氣運、萬世太平的事了，如何不肯去做？”

這句話頓時挑動了朱棣的心弦，江山是他的，他對未來的責任感遠比其他任何人都要重，聽到這裏，拍案讚道：“楊旭說得好！丘福、陳壽所言，不無道理。但……天生之才何地沒有？為君者用人，只應擇其是否賢明，何必分別彼此呢？

其人賢則任之，其人非賢，雖至親亦不可用。漢武帝重用金日磾（匈奴休屠王太子）、唐太宗重用阿史那社爾（突厥處羅可汗次子），這二人不但皆是胡人，且為胡人王子，但一生忠心耿耿，成為朝廷棟梁。唐玄宗寵任安祿山，致有播遷之禍，乃是他用人不明。宋徽宗寵任小人，荒縱無度，以致有夷狄之禍。豈是因為用了夷狄之人麽？

春秋之法，夷而入於中國則中國之。朕為天下主，覆載之內，但有賢才，用之不棄，方是明君。前元當年以無敵兵威，悍然入主中原，國祚不過百年，便被俺皇考舉義幟，逐出中原，原因何在？就在於前元柄用蒙古韃靼，而外漢人南人，以至於自取滅亡，這前車之鑒，怎可不慎？”

皇帝已經蓋棺定論了，眾人也就不宜再就此事糾纏，紛紛稱是退向左右。

朱棣籲了口氣，又道：“使其處於我宦屬之間，日相親近，終有成為一家之日；若豎起籬笆，當賊一樣防著，如何可以教化他們呢？當然，他們初來歸附，多是畏我勢力，未必盡是出於赤誠，適當的防範還是必要的，古人說受降如受敵，楊旭，你在遼東，對此不可不慎、不可不察！”

夏潯忙躬身道：“臣謹遵聖上教誨！”

朱棣淡淡地掃了眼丘福和陳壽，這兩人一文一武、一唱一和，意見卻無比統一，聯想到前日他們對夏潯眾口一詞的明捧暗殺，朱棣心中已經隱隱有了些憬悟。

比起這兩個人，雒僉就機警的多，他原為南京刑部尚書，半生都是在司法口兒打拼出來的，心思最為縝密。方才夏潯突然當眾提出遼東變革的諫議，他便有所警覺了，夏潯是昨日到北京城的，就住在行宮裏，想必與皇帝有過溝通，他既然敢當眾提出來，恐怕皇帝縱然沒有全部同意，也已大為意動，這時還是看看風色的好。

他沒有及時提醒丘福和陳壽，就是想利用他們探探皇帝的口風，看看皇帝對夏潯的諫議到底支持到什麽程度，如今一聽皇上斬釘截鐵的斷語，不由暗暗慶幸。

昔日徐輝祖四人歃血為盟，除了梅殷、耿炳文，第四個人便是他。這四個人能走到一塊兒，其實各有難言之隱。徐輝祖為了他的忠義之名，連親弟弟都葬送在自己手裏，如何還能向朱棣俯首稱臣？如果他那麽做，將為天下人所唾棄，名聲將臭不可聞。他除了一條道走到黑，已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。

耿炳文前朝老將，對朱元璋親自立下的繼承人同樣忠心耿耿，何況朱棣登基之後，罷其長興侯爵位，賦閑在家，他也有自己的政治訴求。梅殷則是因為朱棣不屑其無恥，根本不理他拋來的媚眼兒，只讓公主姐姐給他寫了封家書，便叫他滾回京城來了，根本不下聖旨，羞慚得他無地自容，以致生了怨恨。

四人對新朝的立場不但各不相同，結盟的目的其實也有參差，他們也知道再想推翻朱棣的統治，把建文帝的兒子或兄弟扶上皇位是不可能的，卻出於各種目的，聯手對新朝功臣展開了反撲。結果，不久朱棣提北平為北京行在，把雒僉調離了南京，也虧得如此，此後一些事情，雒僉根本沒有參與，才沒有被紀綱挖出來。當然，以雒僉的精明，如果他當時還在南京，以他的能力，那麽到底是夏潯成功反擊，還是沈冤千古，也就很難說了。

如今徐輝祖已經成了一個廢人，梅殷和耿炳文也已不在人世，結盟的目的都已不覆存在，雒僉大可顧好自家前程便是了。但人是一種很覆雜的生物，如果情感能夠永遠、完全服從於理智的支配，那人也就不是人了。只要有機會，雒僉還是本能地想要給夏潯一刀。

可這一刀，看來現在還不是機會。

夏潯想趁熱打鐵，再把其他兩件事情談談，朱棣卻不想在獻俘禮前，引起朝臣們太多的爭議和矛盾，一見夏潯要說話，便搶著說道：“好啦，遼東之事，今日暫議到這裏吧。北京行部和行五軍都督府要負責獻俘禮一事，速去籌備。朕與皇後，要去北海子一游，眾卿就此散了吧！”

眾人紛紛散去，夏潯一下子變得無所事事了，忽地省起自家娘子還在寢殿甜睡。

“花開堪折直須折，莫待無花空折枝呀！”

夏潯性致大起，興沖沖地便奔了自己的寢居之處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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